十六世纪的中国,出现了两部辉映其当代和后世的文学巨著:兰陵笑笑生的《金瓶梅》和汤显祖的《牡丹亭》。
又四个世纪后的今天,这两部巨著仍理所当然地吸引着读者,也吸引着国内外的专家;戏曲研究界对《牡丹亭》的推崇,一如古典小说领域的《金「瓶梅》热」,正方兴未艾。
使人感到缺憾的是:很少有人对这两部几乎是诞生在同一时代、同一社会背景下的作品进行比较研究。
是二者相去太辽远了吗?或许是。
《牡丹亭》中的阿丽小姐是一个晶莹通透的纯真少女,《金瓶梅》里的西门大官人却弥漫着脓痈的恶臭。
如果说《牡丹亭》是对真情的礼赞,则那甚是肯定《金瓶梅》的学者也不免要皱起眉峰,批评该书作者在色欲描写上的粗鄙与直露。
两者相去是太辽远了!
然则「切近的」可以比较,「辽远的」不亦可对照吗?且也很难论定《金瓶梅》与《牡丹亭》在措意、谋篇上全然不同。
二者同受着时代风尚的滋养和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浸润,出现在同一块土地上。
不少中外学人确信汤显祖读过《金瓶梅》,甚或推说汤翁即该书作者。我认为:汤氏《牡丹亭》传奇,与《金瓶梅词话》有着共同的创作内核─情欲。
这是中晚明「阳明学」带给文学思想的解放,是人文思考进入文学创作的成功范例。
《牡丹亭》和《金瓶梅》都以男女私情为一篇之主线。
一般认为:汤显祖在剧中描绘的是圣洁的爱情,兰陵笑笑生摹写的则是无耻的色欲。如是推绎:前者是歌颂,后者则是暴露。
这的确可以在书中寻觅到大量的根据。以主人公之死为例:《牡丹亭?闹殇》演的是丽娘为渴求爱情而恹恹病终,伴送她的是中秋之夕的「连宵风雨」;《金瓶梅》第七十九回却是写「西门庆贪欲得病」,丢下泼天大的家业和妻妾、情妇,撒手而去。
长期以来的理论实践,使「情」和「欲」具有了各各不同的概念内涵,使它们之间有了一条确定的正邪判然的道德鸿沟。
人们依据这「情」是精华,「欲」是糟粕的原则,对一部作品乃至一个人物形象进行着伦理是非的评判。
《金瓶梅》中那遍及全书的赤裸裸的肉欲描写被讥为割除难尽的「赘瘤」,《牡丹亭》中丽娘小姐的情痴和鬼恋也难以领受众口一词的赞美。
这不独指石道姑在〈道觋〉一出那污秽不堪的大段念白,即便在〈惊梦〉那爱的诗卷上,也有【鲍老催】曲这种「不必要的描写」。
否定「欲」而肯定「情」,今人如此,前人亦如此。两书的作者大约也未能全然摆脱这一思维模式:
兰陵笑笑生置于卷首的〈四贪词〉,实可看作对「欲」(不独色欲)的批判书;而汤翁《邯郸》《南柯》二梦,都不乏对「矫情」(欲)的嘲弄。这是应予注意的,却又是不能单独抽出,足以凭论的。爱情和色欲,本来就是一组互相涵容的概念。
在对古典小说、戏曲作品进行评价的时候,抹杀了色欲,往往也就抹杀了爱情。
张生与莺莺在「佛殿相逢」的一见钟情,李千金与裴少俊「墙头马上」式的恋爱,其诱发点,便是色相和肉欲;其最直接的目的,便是苟合。
从这一点上讲,他们与西门庆和潘金莲等的私通略无二致。
封建时代那无耻、无聊且神色庄严的文人者流不是一样地把《金瓶梅》《牡丹亭》斥为「淫书」吗?我们摒弃了这不实的诋污,却似乎并未认真地去思考他们的理论根据。
试比较:《金瓶梅》中的西门庆和潘金莲,一个是「张生般庞儿,潘安的貌儿,可意的人儿」;一个是生得「翠湾湾的新月的眉儿,清冷冷杏子眼儿,香喷喷樱桃口儿,直隆隆琼瑶鼻儿……」的「美貌妖娆的妇人」。
而汤翁之写丽娘形象,首先浓笔濡染的便是她的「艳冶轻盈」,他理想中的情人柳梦梅也是「丰姿俊妍」。
《金瓶梅》中西门庆与李瓶儿的结合,激荡着原始的混沌的肉欲,却不能否定其中也有两人真正的柔情蜜意(似也可名之为「爱情」);而《牡丹亭?玩真》一出,柳生对画痴狂,「狠狠」叫着:「美人!美人!姐姐!姐姐!」
更是由色欲搔惹情肠,情欲浑一,不可名状,不可遏止。
情与欲,常常是牵缠粘连,无法剥离的。
兰陵笑笑生写西门庆之欲,无法祛除那色欲中「情」的闪亮;同样,汤翁写丽娘之情,也毫无遮掩地写到了丽娘之欲─少女的春情初潮。
尽管我们习惯于把过多的政治的重负(如反封建礼教等)加在这位纤弱女子身上,可实际在丽娘身上仍较多地体现出一种性本能的冲撞:似雾蒙花,如云漏月,一点幽情动早。
在丽娘的潜意识中,这早动的「幽情」还有点儿朦胧;由那胡判官直言道出,便成了「欲火近干柴,且留的青山在」。
青山此处当是指那生情萌欲的青春之躯。这鬼判的譬喻虽涉浅露,却也别有一种确当。
汤翁写了丽娘那镜花水月般的爱情─「因情成梦,因梦成戏」,又兀自宣称:「梦中之情,何必非真?」设若去掉「梦」的纱幔,我们看到的便成了一个「后花园私定终身」的才子佳人的爱情俗套,其为汤翁本意乎?若非,则作者所言之「真」,又在哪里?
我想起劳伦斯所宣称的:「如果精神与肉体不能谐和,如果他们没有自然的平衡和自然的相互的尊敬,生命是难堪的。」
潘金莲的生命是「难堪的」,阿丽小姐的生命也是「难堪的」。
汤翁所言之「真」,当真在丽娘那情欲并出的形象创造,真在她对于「难堪的」生活的反抗。
梦中的幽会和结合,正是丽娘那难以羁止的情欲的意象显示。《金瓶梅》第八回「潘金莲永夜盼西门庆」,第十九回「李瓶儿情感西门庆」,都有她们为情欲煎熬的细腻心理描写。
杜丽娘便是一个为情欲煎熬的少女形象,她的心态、她的幽怨、她的乖戾的行为传达出的是纯然的情吗?当然非是。
不消说那专一描写性行为的【鲍老催】曲,仅以柳生的「千般爱惜,万种温存」,阿丽的且惊且喜、半推半就,即可使许多评论家尴尬嗫嚅了。
且此类文字在剧中又实实剔除不尽,如〈幽媾〉〈欢挠〉,都写来更为刻露,我们真不敢想象当时舞台上演出是何种景况。
丽娘也有一番似乎是从崔莺莺学来的话语:
妾千金之躯,一旦付与郎矣。勿负奴心,每夜得共枕席,平生之愿足矣!
或认为这「平生之愿」未免失于庸泛,它却是由丽娘深心发出的真情话儿,是最自然、最妥帖的文字。
除了同床共枕,被欲火炙灼着的男女还能有什么更急迫、更直截了当的要求呢?
潘金莲、李瓶儿、孟玉楼、吴月娘,哪一个不是想与西门庆「每夜得共枕席」呢?
她们之间的嫉妒、吵骂、陷害、勾心斗角,大略都种因于「枕席之争」,这是人们在分析该作时不愿论证,却又是实实在在的。
汤翁剧中有一句名言:「世间唯有情难诉。」他正是在这里施展自己的创造才华。
读汤翁剧作,使我们悟出:对「情」的理解应该是多层次的。
情,有善恶之别、深浅之分;情,又善恶杂糅、深浅粘连。人人有情,情的表现又因人而殊。
有情、真情、痴情、恋情是情;无情、虚情、绝情、奸情也是情,是其扭曲、变形的显现。而任何一种情,都离不开欲,都一无例外地要求着欲的伴随和推动。
如果说《金瓶梅》中充满着对肉欲的描写(或曰暴露),则汤翁全剧而设,通为写一个「情」字。
兰陵笑笑生笔下的「欲」常与情感因素纠结而出,汤翁所言之「情」也无法甩脱肉欲的牵惹。换言之,在这两篇文学巨著中,情和欲是一体的。
《金瓶梅》开篇便从「情色(欲)」入墨,倡明写作大旨:
情色二字,乃一体一用。故色绚于目,情感于心,情色相生,心目相视。亘古及今,仁人君子,弗合忘之。
无疑,兰陵笑笑生还只是以否定的观念来谈论情与欲(这里写作「色」)的「一体一用」的,他拈出「情色(欲)相生」的道理,是要人们「静而思之」,「持盈慎满」。
然这番话却于无意中揭示了一个朴素的道理:情和欲是一体的。欲是本能,情是升华;欲是情感土壤,情是精神花朵。
精神无法脱离肉体,情也无法排除肉欲。单纯的情,未免装饰着道德的虚伪;单纯的欲,又只能解释为原始的兽性。实际生活中,没有欲的情和缺少情的欲都是难以存在的。
西门庆是一个情欲一体的形象,杜丽娘也是一个情欲一体的形象,所以才深刻、完整、可知可感,所以才不朽。
《牡丹亭》与《金瓶梅》都选取生活中的「情欲」作为现实视点,来塑写形象,结构故事。
然丽娘的青春之痴、梦中之情、魂灵之爱,毕竟不可与西门庆挟红偎翠、寻花拈柳作等量观。两书有着不同的艺术开掘和审美追求,也因此意趣迥异。
两书都着力于写男女私情。然《金瓶梅》是一支男女私情的悲歌,书中大量的色欲描写无不在作者创作意旨的统摄之下,这便是对色情狂和性虐待的谴责。
兰陵笑笑生非不去描述那情山欲海中男男女女的愉悦,如卷首欣欣子序中所言:
鬓云斜亸,春酥满胸,何婵娟也;雄凤雌凰迭舞,何殷勤也;锦衣玉食,何侈费也;佳人才子,嘲风咏月,何绸缪也;鸡舌含香,唾圆流玉,何溢度也;一双玉腕绾复绾,两只金莲颠倒颠,何猛浪也……
书中不乏此类「美丽」「溢度」「猛浪」之情的描摹,亦是「云窗雾阁」,亦是「金屏绣褥」,亦是「才子佳人」,其与《牡丹亭》多有近同之处。
然作者浓墨倾集者,非西门庆与潘金莲的「帘下生情」,非李瓶儿与西门庆的「隔墙密约」,非陈经济与潘金莲的「月下佳期」,而是那无度的、失控的肉欲。
士大夫文学中描写男女私情时那惯常出现的风光旖旎的诗的意境,在这书中销匿了,代之显现的是脓胰和血污:
艳遇、私合、群奸、乱伦,都被加意地摹画至最让人恶心的极致;而武大郎的鸩毒,花子虚的饮恨,蒋竹山血肉淋漓的烂屁股儿,来保家毁妻亡,哭哭啼啼的千里流配……也留给人难忘的印象。由情欲引发的性行为衬托在血痕斑斓的底色上,便构成了一幅触目惨楚的「丑」的画卷。
兰陵笑笑生描写了丑,又竭力来证明:丑的罪恶渊薮在于肉欲!
与之相反,《牡丹亭》则是一支「情」的颂歌。汤显祖借剧作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无情的社会,塑写了一对生活在这无情社会中的有情人。
他笔下的男女私情,被写得缠绵悱恻,超凡入幻─梦其人即病,病即弥连,至手画形容传于世而后死。
死三年矣,复能溟漠中求得其所梦者而生。
这是何等奇幻的爱的历程!「生生死死为情多」,汤翁即在此处伸展才思,点染情事,「笔笔风来,层层空到」,创造出一个个动情的意境:
〈关雎〉诗章唤醒的少女情怀;
「游园」之举扯出的伤春之恨;
〈惊梦〉的两情欢洽;
〈闹殇〉的对生的垂恋和对情的挚切……
然则,汤显祖所赋写的「情」,却远未(实际上也不可能)摆脱「欲」的纠缠。
丽娘形象及丽娘的爱的经历,似都非单单一个「情」字涵容得尽,她的思想和她的行为,都可透视出「欲」的影子。
这不消征引那些直接表述性过程的曲句,即在一般丽娘心理活动中,亦可看出。请看其游园归来的心中自语:
吾今年已二八,未逢折桂之夫;忽慕春情,怎得蟾宫之客?
这分明是对异性的渴望,是少女怀春的情欲体现,还未曾上升为爱情。因为爱情对于这幽处深闺的阿丽小姐,还是遥远的事儿。
但丽娘追求爱情的自主,毕竟是真切的。汤翁着力写作的,正是丽娘这炽烈的追求。
作者在〈牡丹亭记题词〉中说:
如丽娘者,乃可谓有情人耳。情不知所起,一往而深,生者可以死,死可以生。
生而不可与死,死而不可复生者,皆非情之至也。
丽娘,便是这「情之至」的精灵。
我们相信汤显祖是读过且熟悉《金瓶梅》的。
在《金瓶梅》中,死神制止了主人公情欲的过多的宣泄,制止了西门庆、潘金莲、李瓶儿、庞春梅、陈经济之流的淫乱,用殷殷红血洗涤了那性虐待的肉欲横流的世界,埋葬了他们那片刻的欢乐;在《牡丹亭》中,死亡则升华了主人公的情欲的追求,把她由阴郁的人世带入空明的鬼域。
丽娘那「绰影布桥」式的单相思,神使鬼差地演为现实─魂游、冥誓、开棺、回生,待丽娘再活转阳世,她身边已有了与自己铭心相爱的情人。
这里亦可见出两书作者艺术观和创作手法的不同。
兰陵笑笑生以「情色」写世情,虽「诚极洞达」,却不免从褊狭的「色空」观念出发,以「死」垂诫:西门豪横难存嗣,经济颠狂定被歼;楼、月善良终有寿,瓶、梅淫佚早归泉;可怪金莲遭恶报,遗臭千年作话传。
这里有作者的局限。这种观念的局限使他把现实中的一切腐败都归因于那放纵的情欲。
在他笔下,「情欲」是一个宽泛的概念:好色、贪财、嗜酒、争权,即所谓七情六欲,无不涵括在内。
笑笑生是以表现「情欲」的丑陋为写作目的的,正如鲁迅先生所言,是:「描写世情,尽其情伪。」
汤显祖又何尝体察不到世情之伪,然却执着地去寻找和表现「情真」。他不是不关注「人世之事」,却认为「人世之事,非人世所可尽」。
现实中情和理的对立,在他剧作中化为灵魂与肉体、理想与现实的斗争。他选取「情欲」中那「美」的层面来表现它,来寄托自己的信念,丽娘便是「情真」的具象。
王思任〈牡丹亭叙〉曰:百千情事,一死而止,则情莫有深于阿丽者矣。
潘金莲、李瓶儿与西门庆的情事,陈经济与春梅、韩爱姐的情事,哪一个不是「一死而止」的呢?唯阿丽不然!
她的情事,她的爱心和情肠伴随着生死、死生而愈演愈烈,她牺牲了生命,获取了爱情;又因得到了爱情,重获了生命。
如果说笑笑生择取了立足现世的写实手法,则汤翁剧中便更多地充溢着追寻理想的传奇精神!
这便产生了对照:立足现实,则「情欲」便不再呈放单纯的色泽,朝堂的倾轧、市井的嚣杂、人的格调的卑污都与之俱来,情欲一旦与物欲、权欲携手,性行为便一反其天然清纯,变得不堪入目。
《金瓶梅》正是描述了一个种种色色的欲望恣意肆虐的世界;追求理想,「情欲」便像经过了哲人思想的过滤和洗涤,折射出诱人的光彩,一切世间的丑恶都被「隔离」了,剩下的便是一境清爽的艺术天地,这时我们还能嘲笑爱和做爱,嘲笑性吸引和性过程吗?
若此,不是太虚矫,不是在嘲笑自身的产生和人类的延续吗?
事物的复杂性就在于:《金瓶梅》中描摹了「情欲」的卑污,并非是一味的卑污,读者也曾真正为西门庆那一闪即逝的对李瓶儿的怀恋所打动;《牡丹亭》中刻划了「情欲」的高尚,亦非全然是高尚,〈幽媾〉一出,丽娘自然是欲火中烧、情焰升腾,在柳梦梅却有点儿白拣便宜的味道。
如前所述,两书在描写上各有侧重,但它们也都能给人多重的艺术享受和联想,这正是作者超凡出俗的地方。
两书都以「情欲」为现实视点,都着力在描写那「精神和肉体不能谐和」的「难堪的」生命,也都以自己的艺术创造使之在作品中实现了「和谐」─灵与肉的「和谐」:
《金瓶梅》中的男男女女沿着性放纵的路去追寻和谐,追寻到了「和谐」,也追寻到了毁灭。
《牡丹亭》的主人公是以专一专注的爱恋去追寻和谐,「生生死死」,终于「随人愿」,获取了婚姻的幸福。
「放纵」必然导致毁灭,毁灭的是丑,然这毁灭自身却是美的;「专一专注」而得到幸福,这幸福灿发着诗意的美,却不免让人觉得虚缈,却也会藉此「虚缈」给少男少女们以爱的力量。
两书的立意和艺术表述,自可以比较,又孰可为评判高低呢!
明代中晚期社会那特殊的腐朽和黑暗,产生了《金瓶梅》,也产生了《牡丹亭》;产生了西门庆,也产生了杜丽娘。
这两个艺术形象都带有作者创作的主观色彩,更神采各异地体现出时代和社会的斧凿锤锻:西门庆之「丑」与杜丽娘之「美」,正相比衬映照。
在同一个时代,在同一个社会,西门庆与杜丽娘又属于各自的生活环境:西门庆活跃在一个色情泛滥、肉欲横流的世界;杜丽娘则被禁锢在一个遏止和灭绝情欲的世界。
《金瓶梅》中,三妻四妾,只是一种身分和地位的标志。主仆通奸,母婿乱伦,都难
以在世俗间引起应有的愤憎。妇女成了被侮辱、被伤害的群体。可我们又往往会不无惊异地发现,书中几乎每一个妇女形象(包括大家主母、仆妇、歌妓、使女)在接受西门庆的性蹂躏时,都显现出一种由衷的欣喜。性放纵麻醉了人的思维和理性,这是一种末世来临的象征。
《牡丹亭》中,我们又发现另一番景况:青春少女被拘钳在深闺绣阁之内,「怪他裙袂上,花鸟绣双双」。
刺绣的图样都被如此严厉地挑剔,游花园和午间小憩同样被视作不道德的事,则异性间的接触,便只能存活在梦境之中了。
在这里,正常的情欲被窒息、被扭曲成一种性压抑,搅扰着人的思维和理性,此亦一种末世来临的象征。
《金瓶梅》和《牡丹亭》所展示的艺术世界都是病态的。这两个看似不同的世界,实质上都是中晚明病态的社会现实的反映,是其不同的社会剖面。
生活在这病态世界中的男女主人公,在行为上常可见出心理病态的折光─西门庆是一个性泛滥、性虐待的形象,他恨不得占有一切有姿色的女子:
小买卖人的浑家潘金莲、寡妇孟玉楼、朋友之妻李瓶儿、豪门遗孀林太太,更有王六儿、郑爱月儿、春梅、兰香、如意……他追求的已不是简单的性满足,而是性占有。
占有欲使他把女性的肉体当做施暴的对象,使他在女性身上留下占有的印记─「坐码子」,使他追逐着更多的更无耻的占有。
第七十八回,写吴月娘宴请何千户娘子兰氏,西门庆淫目偷窥:不见则已,一见魂飞天外,魄丧九霄,未曾体交,精魄先失……心摇目荡,不能禁止。这正是色情狂的病态。
杜丽娘形象则带有性饥渴的特点。
青春的骚动、性意识的萌发,使她充满着精神苦闷,她渴求得到异性的爱抚,而这在现实生活中又是根本不可能的事。
于是,她在梦的世界中描绘着自己理想情人的模样,她在假想的幽会中把自己设计得毫无犹豫,又为这梦幻中的爱人情思缠绵,神情恍惚。
第十二出〈寻梦〉,写丽娘「背却春香,悄向花园寻看」,却只见大梅树一株,无限感伤,涌来心头:
待打并香魂一片,阴雨梅天,守得个梅根相见。一时间望眼连天,一时间望眼连天,忽忽地伤心自怜。〔泣介〕(合)知怎生情怅然?知怎生泪暗悬?
这也是病态,是怀春少女精神苦闷到极点的不正常的心态显露。
西门庆和杜丽娘都有着自己的追求。
丽娘追求的是真挚的、死生不渝的爱情;西门庆追求的是蹂躏女性的肉欲,两者相去奚啻万里;然事物的复杂性正在于其正反两端的牵连:丽娘的爱情描写中有着明白无误的性欲的部分,西门庆的淫乱生涯中也不缺少情真意切的事例。
如西门庆与潘金莲的感情纠葛,如他对吴月娘的感知,更如第六十二回「西门庆大哭李瓶儿」,那飞迸的眼泪,平心而论,这些都很难论为假饰的。
高尔基说过:「人是杂色的,没有纯粹黑色的,也没有纯粹白色的。」作为艺术形象,西门庆和杜丽娘也都具有这种杂色的特点。
或有人把中晚明社会论为一个「没有美」的社会,这自有其立言的依据。然则任何一个时代、一个社会,都难以做到「没有美」的。
丑的存在,正在于有了美的比衬。有严嵩父子,就会有杨继盛、海瑞;有朝纲的紊乱,就会有张居正的变法;有官兵的懦弱、怯战,就会有戚家军的赳赳武威;有酷烈的精神压迫,就会有李贽等思想家公开的反叛……美,往往就在丑的旁边。
且这个时期,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历史阶段,正是王学「左派」深入民众的时期,封建礼教的篱笆正面临着挑战。
潘金莲的杀夫再婚,孟玉楼的改嫁,林太太的招私汉子,同杜丽娘的自择情偶一样,都是首先为封建礼教所不容的!这是因为「情欲」本身就是被封建礼教视为洪水猛兽的。
两书的作者选择了西门庆和杜丽娘,从「情欲」入笔,以大量的生活根据,来描写他(她)们性格发展的历程。
试想,还有什么别的比「情欲」能更准确、深刻地揭示出社会的症结呢?还有什么比借「情欲」来揭示社会症结更困难的呢?
故《金瓶梅》开篇即谈「情色」二字,《牡丹亭》起着便说「世间唯有情难诉」。
两位伟大的作者都在此一点上驰骋思想和才华:前者以写实之笔摹绘出情欲失却了理性的羁制后造成的社会灾难;后者则描写了另一种社会灾难─正常的情欲得不到对象化,「礼」的魔影吞噬了「情」,吞噬了少女们春花般娇艳的生命。
笑笑生所塑造的西门庆形象,是对当时社会情欲失常的否定,他用「色空」意识来观照性紊乱的现实,在看似冷静、沉稳(或者可解释为欣赏)的文字间涵蕴着悲天悯人的哀伤。
如果说稍后的《牡丹亭》写的是女性的悲剧,则这种悲剧在小说中也频频出现,这不仅表现在总是被殴打、凌辱的迎儿、秋菊、孙雪娥、西门大姐等人身上,也由吴月娘、潘金莲、李瓶儿之间的争风吃醋传递出来。
潘金莲、李瓶儿,甚至孟玉楼不也经常有一种性饥渴的感觉吗?这也正是她们陷入罪恶之潭的主要原因。
后此的《牡丹亭》,或可说是对《金瓶梅》认识社会的一种深化。
作者并未回避那黑暗的社会现实,却更执着于对理想的阐发,他所创造的丽娘形象凝聚著作者对理想爱情的渴望与探索。
正如徐朔方先生说过的:「杜丽娘是一个爱自然、爱生命、爱自由的人。正因为如此,在封建社会里,她是注定要被毁灭的。」
作者写了她的毁灭,又写了她的新生,汤翁的「言情」主旨,正借这主人公的涅盘体现出来。
这就是我们从两书、从两个主要人物形象身上得到的启示:森严的礼教限制,必然伴随着无度的淫乱,有西门庆,所以有杜丽娘;
有西门庆等人的性泛滥,所以有杜丽娘之类青春女子的性饥渴;有了群奸、乱伦等等情欲丑的泛社会化,所以有真挚、专一的展示情欲美的爱的追求。
无论是对于《金瓶梅》抑或《牡丹亭》,情欲,都是作者立意的「大头脑」所在,
结构的肯綮所在,审美的关键所在。笔者暂不打算对此做过多的道德的评价,那是困难的。
我只是想说:情是无罪的,欲也是无罪的;如果情值得赞美,则人们也不要遗忘了欲。然则量的多寡便造成质的优劣,造成艺术创作和审美中肯定与否定的不同趋向。
《金瓶梅》中的「情欲」,由于泛滥而丑陋;《牡丹亭》中的「情欲」,由于专一而美好、纯洁。两种艺术表述,竟给人以共同的启示:美丑都在情和欲之间。
文章作者单位:文化和旅游部清史纂修与研究中心
本文获授权刊发,原文刊于《卜键<金瓶梅>研究精选集》,2015,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出版。本文所有注释部分请参看出版文本。转发请注明出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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